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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丨叶廷芳:我与建筑之缘
    发表时间:2020-05-09     阅读次数:     字体:【

    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赴欧洲,发现人家的建筑五花八门,风格多样;组成城市,则错落有致。对比国内建筑,却多半破旧;新建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则式样单调———不是冰棍式,就是砖头式。

    由于身在北京,自然首先更关注首都的建筑,盼望她更加壮丽辉煌。于是写了一篇15000字的长文《伟大的首都,希望你更美丽》,发表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学习与研究》上,《北京晚报》分期作了转载,一时引起街谈巷议。接着,鉴于国内有的建筑专家不承认建筑是艺术,或承认是艺术却不敢谈艺术;又鉴于中国建筑师历史上从来不被重视,被置于工匠地位,以至现在有些大型建筑竣工剪彩时,都不提建筑师的名字,于是我一连写了两篇短文《建筑是艺术》和《请建筑师出来谢幕》,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建筑界的重视。建筑师们说,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从此,我成了建筑界的常客,他们开会常邀请我参加,甚至还选我为建筑文化协会环境艺术专业委员会的理事,因而给了我更多发表意见的机会。后来,我甚至还与作家张抗抗会同建筑界的朋友共同发起过两次以“建筑与文学”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先后在南昌和杭州召开。这类交流活动使我结识了不少建筑界的朋友,不论他们年龄如何,我都视之为学长,不仅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建筑领域的知识,还经常受到眼界和见识的启悟,因而使我有勇气参与一些建筑领域的争论,并发表关于建筑的人文或美学的诉求。

    这一诉求在关于国家大剧院的造型设计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针对当时业主委员会提出的“三个一看”的原则(即新设计的这个大剧院必须“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建在天安门旁边的”),我抢在大剧院设计评审委员会第一轮评审以前,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建筑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用悉尼歌剧院、朗香教堂等实例反驳了“三个一看”的观点,目的是阻止又一个“大屋顶”建筑的产生。因为我认为,建筑尤其是纪念性的大型建筑乃是一个时代的标记,是这个时代民族文化的主要符号。以大屋顶为特征的中国木构建筑,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她的完形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随着农耕时代成为历史,随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崭新的建筑材料(金属、水泥、玻璃、钢塑等),作为与农耕文明相依相伴的木构建筑的主流也应进入博物馆了。另外,美是流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艺术最忌重复,因为重复是匠人的习性,而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本色。难怪,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他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追求“我”的“这一个”。因此,我们经常提到的继承传统,实乃继承前人的艺术创造精神。若把重复前人的形式和风格当作继承传统,实质上是在窒息传统。只有艺术外行才会把这当作口头禅。如果花30亿人民币买一座没有创意的建筑物,那是对民族的艺术创造力的嘲弄。鉴于即将诞生的国家大剧院是一座国家级的文化娱乐设施,她应该通过自身的造型透露出国家的开放路向,释放出新的时代审美信息。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采用反差的审美原理倒是可取的,这样她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形成新旧时代的对话态势。评审委员会是否顾及我这个建议不得而知,但最后大剧院设计方案落槌的时候,新闻媒体引用的是我的这个观点的原话。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开始觉醒。但觉醒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许多人知道了要保护,却不懂得如何去保护。尤其对于建筑遗存,不尊重“修旧如旧”的原则,要么简单地修葺一新,要么铲平重来,陷入严重的误区,以至在伟大长城的遗址上又耸立起一座座“壮观”的崭新的长城。

    由于我近几十年来常有去国外走走的机会,知道这样做是不符合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和国际共识的。好心的保护,反而造成许多重要文物的破坏,于是我决心介入这一重要问题的论争。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当圆明园遗址的推土机隆隆作响时,我以一篇《废墟也是一种美》的文章呼吁住手。后更有人在某些专家学者支持下,在北京市政协提案,要求在遗址上重建圆明园,以“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我又以一篇《美是不可重复的》的文章提出质疑。在尔后的一拨又一拨的争论中,这两篇文章的题目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命题,我则被称为反对复建圆明园的“废墟派”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我国各地的文物遗产特别是有保留价值的古建筑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破坏。首先在北京,把“夺回古都风貌”简单地变成在钢筋水泥上大贴古建符号,这种建筑风格被市民讥讽为“西服加瓜皮帽”,最后以致在古都范围垒起了一堆堆庞大的滑稽建筑,甚至出现了离古都老远的西客站在已建成的西式大门上硬加上一个中式大屋顶的现象。针对这一趋势,我赶紧在《人民日报》以《什么是古都风貌》为题发表文章,指出要维护古都风貌,首先必须在美学上给予古都以明确的定位,那就是以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家建筑为主体,以它的高度为天际线,以它的金碧辉煌为主色调,其他建筑都处于服从地位。因此今天要在古都范围兴土木,必须在高度、体量和色调上对已成为古董的皇家建筑采取“让”的姿态,即以低矮衬托它的崇高,以灰淡衬托它的辉煌,绝不能像现在的以“夺回”名义耸立而起的许多建筑新贵那样,处处摆出争的架势,步步为营,强势进逼,以它们普遍超过45米的高度淹没了皇家建筑的天际线,以它们庞大的块头搅乱了古城皇家建筑与民间建筑高低悬殊的轮廓线,以它们的“浓妆”使皇家建筑的瑰丽黯然失色。

    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因此它的大量历史证物都在乡村。在我国乡村,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具有贵重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建筑,如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江苏昆山市的周庄、江苏吴江市的同里、浙江海宁市的乌镇、江西婺源县的婺源镇等,无不令人赞赏。浙江东阳市的卢宅、山西乔县的乔家大院、云南建水县城的朱家花园等,亦都让人惊叹。皖南的宏村和西递村甚至成了中外瞩目的世界遗产。

    笔者生长在农村,对这类古建筑有着特殊的感情。然而近20多年来,全国各地大量这类古建遗产成了许多官员GDP冲动或“房地产黑浪”的殉葬品!

    我曾听我国文物保护的重要功臣和权威谢辰生老先生谈及,仅1994、1995这两年,全国文物遭受的破坏超过了“文革”。我听了非常震惊和焦虑。难怪我的一位年逾80岁的老朋友、一向从事外国建筑研究的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来了个“急转身”,带上几个研究生,反复奔跑于大江南北,20余年如一日,全力投入乡村古城镇的保护,师生先后写出以村名为题的著作,并使上面提及的诸葛村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他的激励下,我也决心抽出一部分精力投入抢救行动,先后多次通过全国政协写了提案,并把它们的内容写成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大报上,如《维护文物的尊严》《谁来保护这样的瑰宝》《古城保护不要大拆大建,追求焕然一新》等,主张让古城“渐进地、织补式地自然生长”。此外我还先后两次与谢辰生、陈志华、毛昭昕等老专家一起,先后两次参加了分别在江苏苏州和浙江建德召开的保护古村落研讨会,一起签名发表“苏州宣言”和“建德宣言”。

    总览上述可以看出,我写过的和建筑有关的大部分篇章多少都带点火药味。它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建筑领域前进的步伐。这步伐尽管有些沉重并充满杂音,但它毕竟在前进着。